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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幅书画作品中，印章是不可缺少的艺术构成部分。它始于晋，兴于唐，盛于宋，发展于元明清。在秦以前，印章都称为“弥”，秦统一六国以后，皇帝独用的印章被称为“玺”。隋唐时期，印章在绘画鉴藏上逐渐发挥作用——在隋唐人鉴定书画时，先是在其上签名，表示鉴定的意思，后来则多用印章代替签名，这也是鉴藏印的开始。
鉴藏印也叫收藏印，对书画鉴定有很大帮助，一则可以被用于证明书画作品的流传经过，即将收藏家所处的时期排列一下，便可了解作品的传世经过，也就是所谓的“流传有绪”，也表明作品的流传情况有据可考，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后世认可度。
在古代，古书画作品的收藏达到一定规模，且最好在作品上盖印章的有两位皇帝：一个是宋徽宗赵佶，一个是大清皇帝乾隆。前者留下的印章只有13种，其中常见的7种被称为“宣和七玺”。而后者就是大家熟悉的盖章狂魔，留下了1800多种印章！
先来看看宋徽宗赵佶。
在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赵佶让內府的书画收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根据《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里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內府大概收藏有八千多件藏品（书画类）。而且，为了体现皇家鉴藏，宣和内府对收藏的书画按特别的规格定式重新装裱，宋徽宗亲自题签，世称“宣和装”，是中国书画最经典的装裱形式，并在其上七处特定位置钤印，世称“宣和七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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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宣和装唐代孙位的《高逸图》， 上海博物馆收藏
这七玺分别是：“御书”葫芦印、双龙印、“宣”“龢”连珠印、“政和”、“宣和”、“政”“龢”连珠印、“内府图书之印”九叠篆文大印。
这其中，“御书”葫芦印，钤于卷前。双龙印有圆有方，通常在书法上用圆形印，在绘画上用方形印；右下角为“宣龢”连珠印；左上、左下用“政和”“宣和”；然后是“政龢”连珠印，“内府图书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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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装”和“宣和七玺”钤印位置图
可见，宋徽宗赵佶对“宣和七玺”的使用极为考究且有严格固定，特别是在使用时，还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字画笔触，通常不会钤盖在作品的字迹上，也决会不四处乱盖。如果碰到作品的边缘窄小，宋徽宗就命人接上半寸纸条，或题字，或再钤印，既过了瘾，又不影像作品。这与后世的皇室收藏者有很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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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题李白《上阳台帖》
另外，“政和”“宣和”印有时用“重和”“大观”印替代。这是由于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都是徽宗朝的年号，因此从钤盖的印鉴年号也可知作品被收藏的大概时间段。而且，如今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的钤有“宣和七玺”的作品不多。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在后期的收藏中的再次装裱而裁掉了。
再看看乾隆。
清宫里的古代书画作品收藏，最初是出于皇帝本人的兴趣与爱好，来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是从社会上直接收购，二是当朝官员等进贡奉献，三是从一些私人藏家手中流转过来。至清宫中期以后，社会上大多数的晋、唐、宋、元、明诸家作品被纳入清宫内府，清宫所藏也成为继北宋“宣和内府”之后的最具规模的收藏大集合。
如此大规模的收藏，清宫也遵循历朝宫廷的鉴藏形式，对这些书画藏品进行细致的鉴定和著录工作，即《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的初编和续编。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宣统等几位皇帝还在处理政事之余，欣赏书画，还会在藏品上加盖自己的鉴藏印章或个人闲章。这其中，据统计，在古代书画上钤印鉴藏印章最多的人是乾隆皇帝，一人所用的各类鉴藏章、闲章就多达一千多枚。据史书《乾隆宝薮》的记载，乾隆的印玺有1000多方，另外还有720方未收录。而综合《宝典福书》和《圆音寿耋》等的统计，至少有1800枚。比较常见的乾隆皇帝的鉴藏印就有172种。
乾隆皇帝在书画作品上加盖各类印章时，还是比较随机的，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特别的规则。兴致来了，也会接纸条、题一段文字，如被赵孟頫称为“天下第一书法”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乾隆题字“神乎技矣”，又在中间加盖一印章，并在印章上题上一个大大的“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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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局部）
再如王献之的《中秋贴》，一共才30多个字，结果被乾隆盖了80多个章，这一方面表明作品是乾隆最喜爱并且被反复拿出展玩欣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乾隆对印章的疯狂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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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 《中秋贴》（局部）
到嘉庆朝时，清宫又收入一些新的书画藏品，嘉庆按照乾隆的做法，继续编撰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进一步充实了宫廷书画的著录内容。《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也成为了之后人们研究古代书画的重要资料。作品上由乾隆皇帝御用钤盖的“乾隆五玺”“乾隆七玺”到“嘉庆五玺”“嘉庆七玺”，是嘉庆按照“乾隆五玺”“嘉庆七玺”的样式，重新制作的宫廷鉴藏印，款式及印文均与乾隆朝相似，只是将“乾隆”改镌为“嘉庆”而已。
时至今日，盖有“宣和七玺”是作品是宋徽宗收藏的重要参考之一，同样有乾隆皇帝钤盖鉴藏印章的作品也成为书画拍卖市场追逐的热点，但是，乾隆的这一“癖好”至今仍被后人疯狂吐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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